在中国历史上，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、群星闪烁的时代。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相互争鸣，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，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，4324篇著作。其后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书则记载“诸子百家”实有上千家。其中，流传较广、影响较大、较为著名的有儒家、墨家、道家和法家，其次有阴阳家、杂家、名家、纵横家、兵家、小说家等等。
如此看来，“百家争鸣”不止百家，“百”在这里实际上是个虚指的概数，表示很多，相似的用法还有“百家姓”“百废俱兴”“百花齐放”“文武百官”等等。
“百”为什么会成为不定指的概数呢？
我们来看看“百”字的甲骨文（图1），它的造型很多，形态各异，但也有共同之处：一是都有一个三角形的构造，很像指针；二是大的外形很像水滴或陶罐。
《易经》上对人类早年缔造符号，有八个字的表述，叫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，就是近在身体上找符号，远在物象上找字号，这就是象形文字最早期的来源。
那么，“水滴”“陶罐”“标针”组合在一起代表什么意思呢？
据《隋书•天文志》记载：先秦时期计时为“十时辰制”，昼夜各五分，昼为朝、禺、中、晡（bū）、夕，夜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（后用五更来表示），把昼夜分成均衡的一百刻，每刻相当于现代的14分24秒，通过漏壶和浮箭组合（图2）计量时间，漏箭浮于水面，刻度随水位变化指示时间。
漏壶分播水壶和受水壶两部分（图3），播水壶分二至四层，均有小孔，可滴水，最后流入受水壶，受水壶里有立箭，箭上刻分100刻，箭随蓄水逐渐上升，露出刻数，以显示时间。
后来，由于昼夜长短变化，需频繁更换漏箭（“漏刻改箭”）。敦煌《具注历日》采用“昼六十刻、夜四十刻”，可推算日落时辰，该制度最适用于与敦煌纬度相近的地区（如北京）。
百刻制的产生与漏刻的使用有关，可能起源于商代。汉时曾把它改造为一百二十刻，南朝梁改为九十六刻、一百零八刻。由于与十二时辰无法整除，百刻制与十二时制一度并存，后几经反复，直至明末欧洲天文学传入，才又提出九十六刻制的改革，清初定为正式的制度。
“百刻制”是我国最古老、使用时间最长的计时制。由此可知，“百”的甲骨文造型可能来自古老的“漏壶”。
金文的“百”（图4）字形也是变化多样，但可以感受得到不同漏壶计时器的造型轮廓。
中国人向来对数字不太敏感，这源于我们的汉字思维模式，在汉字文化的浸润下，中国人的语言表达常以模糊为美，数字运用也不例外，比如礼貌性的预约，我们往往不说死“两天”或者“三天”，而是说“三两天”，这样留出变通余地，显待人接物之圆融。再比如在农贸市场购物时，说称“斤把东西”而不是苛斤苛两的就“一斤”，“把”字轻描淡写，消弭了斤斤计较的锋芒，增添了几分从容；售货者也往往把称杆称得“高高的”，有的还会在足斤足两的基础上再添一把，这样才会赢得生意。这种思维逻辑其实源于汉字意象的丰富性——每个字如多棱镜，折射多重含义，相互间可无限衍生组合。因此，我们习惯在精准与模糊间游走，让话语如流水般蜿蜒，既避免绝对，又蕴含弹性，于细微处见智慧。
在表述数量的词语中，“百”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，它既不像百以下的数字那么具象，又不像“千”数量那么庞大，因此，“百”就成了中国人形容“很多”的最佳字选。
小篆的“百”（图5）在金文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，形成了“一”+“白”的结构，所以，《说文解字》才说：“百，十十也。从一白。”
今日回望，诸子百家的智慧仍如星辰闪耀。他们用汉字编织的思想网络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——那些不执于“一”、不囿（yòu）于“数”的留白之美，恰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精神密码。
在当下快节奏的数字时代，这种思维模式更显珍贵：当算法追求绝对精准时，我们却以“三两天”的从容应对不确定性；当数据量化一切时，“一斤高高的”模糊反而守护了人际的温度。春秋战国的思想，早已化作我们面对AI浪潮时的文化底气——在变局中留有余地，在喧嚣中守住本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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